作为大豆的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我国持续释放出扩种大豆的积极信号。
3月16日，中央农办协调推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等部门，统筹考虑大豆市场供需形势、比较效益和农民种植意愿等因素，出台一揽子稳定大豆生产支持政策措施，形成补贴、保险、收储协同发力的一套政策“组合拳”，多措并举、综合施策，释放明确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政策在大豆的产销衔接上提出了明确要求，将加快组织大豆收储，并积极引导中储粮集团、中粮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及规模以上大豆加工企业，与主产区市县对接，做好大豆产销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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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揽子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大豆增产。大豆作为经济作物，其销售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积极性，因此该政策对大豆产销衔接方面提出要求是十分必要和关键的，可谓切中了要害。这也和去年大豆增产后销售情况不佳有较大关系，否则会挫伤豆农和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导致播种面积的大幅下降。”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商务部研究院电商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全球大豆需求量巨大，而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之一。我国对大豆需求量持续增长，但自给率却较低。因此，大豆生产的提高可以减轻我国的进口压力，同时提高我国的农业出口能力。”
持续释放扩种大豆信号
据了解，全球大豆每年消耗量约3.5亿吨，而中国的消耗量便达到约1亿吨。但我国约85%以上的大豆都需要进口，我国大豆自给率仅占15%左右。
对此，丝路社会科学研究院产业发展部主任仇文旭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虽然我国总耕地面积上全球排第四，但人均耕种面积不足1.4亩，低于全球平均数。而18亿亩红线首先要保证主粮安全，很多经济作物只能通过国内采取精细化耕种，并以轮种等方式提高闲置土地资源使用率，来实现现有土地耕种规模的稳产增量。
事实上，在2022年“扩大豆”的政策主导下，我国大豆播种面积达到了10243千公顷，比上年度增加了1843千公顷，增长率为21.7%；大豆总产量达到2029万吨，比上年度增加了389万吨，增幅为23.7%。大豆扩种成效超出预期，自给率提升了3个百分点。
柏文喜表示，我国当下大豆国内供给能力有所提升，但是对外依赖依然十分严重，尤其饲料级大豆主要依赖进口。大豆及其豆粕、豆油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和人民生活的重要保障，涉及国民饭碗问题，提升大豆供给安全保障的需求自然也就促使我国近年来始终强调大豆生产。
“大豆供应稳定性直接影响着下游产业链，如果大豆、豆粕及豆油的供给量下降、价格上涨，将直接影响下游产业链的肉、蛋、奶，并且也会间接影响到可替代饲料、油脂的价格，很多国家在2021—2022年由于大宗农产品原料的价格上涨与供应不足，造成输入性通胀的恶性影响。”仇文旭表示。
在此情况下，中央于今年再次持续释放扩种大豆的信号，而此次中央农办协调推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等部门出台一揽子稳定大豆生产支持政策措施，将形成补贴、保险、收储协同发力的一套政策“组合拳”
柏文喜认为，一揽子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大豆增产；仇文旭也表示，一揽子稳定支持政策措施的出台，意味着在农产品供应链的重要上游产品，政府会保持坚定的决心，以达到稳产增量的目标。
多措并举稳定大豆生产
具体而言，此次一揽子稳定大豆生产支持政策措施将从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加大产粮大县奖励力度、扩大东北地区耕地轮作实施面积、扩大黄淮海、西南、长江中下游和西北地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面积、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引导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承担大豆生产、加快组织大豆收储、做好大豆产销衔接、加密大豆生产和市场调度和压紧压实地方责任等十方面着手。
其中，在提升农民种植积极性方面，不仅将指导东北四省区合理确定玉米大豆补贴标准，调高大豆补贴标准，还将加大大豆金融信贷支持，支持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县扩大覆盖面。
与此同时，在大豆的产销衔接方面，将加快组织大豆收储，指导中储粮集团公司在黑龙江、内蒙古两个主产区新增国产大豆收购计划，加大收储力度，发挥市场引导作用；积极引导中储粮集团、中粮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及规模以上大豆加工企业，与主产区市县对接。
柏文喜对本报记者表示，由于国产大豆成本较高，需要从产业政策和食品安全战略的角度，从国家层面进行必要的政策平衡与补贴来保障国内的大豆基本生产与供给能力。
与此同时，他指出，大豆作为经济作物，其销售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积极性，因此该政策对大豆产销衔接方面提出要求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关键的，可谓切中了要害。这也和去年大豆增产后销售情况不佳有较大关系，否则会挫伤豆农和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导致播种面积的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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